关键词:刺丝围栏 标题:生于青藏高原：野牦牛、雪豹和普氏原羚的故事 来源:知乎 文章内容: 野牦牛、普氏原羚、雪豹，它们可能不仅是荒野的象征，还是健康生态系统的维持者。青藏高原如今站在十字路口上：我们的决策和行动，既可以毁掉中国最后的荒铁丝围栏铁丝围栏野，换取经济利益；也可以抓住尚存的机会，保护这片正在消逝的荒野。那么，有哪些可取的保护路径？ 通天河边的野牦牛 2005年11月初，寒冷封冻了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宽阔江面。前一天下了点雪，通天河两岸的起伏山峦银装素裹。我和嘎玛、扎拉趴在北岸的一个小山梁上，透过望远镜努力观察西南方向小山沟里的一群野牦牛。 “多少野牦牛有？”嘎玛转过头问。这位壮实的中年汉子当时是措池村的副支书。措池村位于通天河北侧，青藏公路以东，与可可西里隔路相望。 “55头，阿吾（藏语，大哥之意）嘎玛。”我轻声回答。其实呼啸的西风完全掩盖了我们的声音。 “最大的那头，看到了吗？”扎拉问。扎拉和我一般年纪，出生于通天河南的索加牧区，当时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工作。 “嗯。怎么了？”我一边应着，又数了一遍。没错，55头，混合群，公的、母的和铁丝围栏小的都在一起。有一头公牛体型庞大，站在野牦牛群里简直鹤立鸡群。它缓缓移动，步态威严。 “它是杂交的。”扎拉补充说。 我还来不及惊讶，野牦牛群突然向我们冲来。我不由直起身来。原来七只狼悄悄包抄了过来。看见人的身影，狼也停下脚步，蹲坐下来，然后小跑着离开了。野牦牛继续缓缓移动，取食高山草甸上低矮的嵩草。 通天河边的野牦牛。拍摄：扎拉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野牦牛。后来，措池村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的帮助下，成立了“野牦牛守望者协会”。牧民们喜欢野牦牛，也喜欢野牦牛和家牦牛的杂交后代。每年铁丝围栏夏天，一两只公的野牦牛会跑到家牦牛群里，牧民就让它留下，跟母牦牛交配；或者将家养的母牦牛赶进有野牦牛的山谷里。杂交的后代体型更大，毛色更黑，吻部一圈白色的细毛，模样喜人。然而，野牦牛还会顶伤挤奶的妇女，或者将家牦牛拐走。 2006年，经过“野牦牛守望者协会”的协商，通天河边的几户牧民搬到其它地方，“把草地让给野牦牛”。然而野牦牛并不“领情”，而是跟着牲畜移动。这可能是牲畜搬走后，草地的取食压力不够，老草挡住了阳光，新草长不好，野牦牛不爱吃。毕竟在过去的五十年中，家畜是这片草地上主要的食草动物。前几年，村里协商把那几户人家搬回去，“让他们守着那个地方”。 如今来到措池，你想象不到，五十年前，这里还是无人区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在政府的安排下，玉树州、果洛州的牧民向西部无人区搬迁。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当地牧民、修路施工队和驻军大量猎杀野牦牛、藏羚羊、藏野驴等动物作为食物。 野牦牛在过去五六十年中的经历，是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缩影。野牦牛一度广泛分布于整个青藏高原，西抵印度北部，北至昆仑山、祁连山，东到四川西部，南抵喜马拉雅。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猎杀，野牦牛退缩到羌塘-可可西里的无人区。在无人区之外，还留有一些孤立的小种群。经过近三十年的保护，打猎基本上得到抑制，野牦牛种群得以恢复，逐渐从无人区扩散出去，又产生新的问题。 在羌塘-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周边区域，野牦牛和牧民共用草场。一方面野牦牛会给牧民带来财产损失和生命危险，另一方面粗放的杂交有可能污染野牦牛的基因。家牦牛是数千年前从野牦牛驯化过来的。长期的人工选择，已经使得家牦牛和野牦牛产生基因上的差异。野牦牛和家牦牛的近距离接触，还可能传播疾病。玉树州的畜牧部门鼓励杂交、改善家畜品系，而青海的林业部门对此坐视不理。野牦牛的孤立小种群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 那么在无人区，野牦牛就是安全的吗？青藏高原上设立的大面积保护区，如羌塘、可可西里、三江源、阿尔金山、中昆仑、西昆仑，能有效保护它们吗？ 不尽然。无人区并不是没有人。牧民向无人区的进发仍在继续。这在羌塘北部尤其明显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羌塘的放牧基本上局限在“大北线”。如今，家畜逐渐扩张到了北纬34度。在可可西里西南部，西藏安铁丝围栏多的牧民翻过唐古拉山，进入原先的无人区，有的牧民甚至越过了可可西里山。羌塘和无人区丰富的矿藏，勘探已近尾声。八九十年代疯狂而无节制的采金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。但如果以国家战略需要的名义，开采羌塘的石油呢？阿拉斯加的困境，很有可能落到藏北无人区的头上。保护区虽然面积广大，其实并没有土地所有权。比如措池村就在三江源保护区内。人力和资金不足，更是限制了保护区的效能。 人为干扰还可以商量，气候变化则“不讲情面”。雌性野牦牛喜欢冰川融水滋养的草甸，为牛犊提供充足的奶水。美国动物学家乔尔·伯格在可可西里的调查发现，气候变化导致冰川退缩，雌性野牦牛需要爬到更高的地方。而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，了解还非常之少。 原则上，野牦牛的保护同时需要两种策略。分离模式，在没有牧民定居的无人区内，加强对人为干扰的管控，停止甚至逆转畜牧业占用无人区；共存模式，在野牦牛和牧民共同生活的区域，平衡牧民生计和野牦牛的需求，缓解接触的负面影响。实际上，青藏高原上所有的野生动物，其保护策略不外于此。 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 1871年，32岁的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鄂尔多斯采集到一件动物标本。在中亚游荡的数年里，普氏一手持枪、一手拿鞭，可想而知标本是如何采集的。这件标本被误认为是蒙古原羚，直到13年后才发现角长得不一样，向后延伸、角尖向内对弯，于是起名普氏原羚。 不过，为什么是鄂尔多斯呢？难道不是青海湖吗？ 说来悲伤。普氏原羚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北的广大草原，包括内蒙古、甘肃、宁夏和青海。中国有三种原羚，其中蒙古原羚生活在蒙古高原，藏原羚生活在青藏高原，而普氏原羚的分布介于两者之间，与蒙古原羚的亲缘关系更近。青海湖地区实际上是普氏原羚分布区的西南一隅。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草地开垦、乱捕滥猎，普氏原羚的数量急剧下降，分布范围节节后退，青海湖周边地区成了这个物种最后的避难所。如今，普氏原羚估计有1300-1600头，分布在青海湖周边9个相互隔离的分布区中，是我国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。 盗猎和围栏被认为是普氏原羚的两大杀手。2002年前后，民间枪支上缴，盗猎得到有效遏制，然而这些年来普氏原羚并没有显著增长。林业部门常常举例增加了多少头、栖息地增加了多少块，以此说明保护措施有成效。然而数量的变化很大部分原因是调查做得更彻底了，发现了一些以前没发现的小种群。于是，围栏就成了关注的焦点。民间保护人士甚至声称：不以拆除网围栏为核心的普氏原羚保护措施都是“耍流氓”。林业铁丝围栏部门则回应道，网围栏是历史原因，需要“科学决策”。 那么，围栏对普氏原羚到底有什么影响呢？ 青海湖边的普氏原羚。拍摄：张璐 传统上，青海湖周边的牧民也游牧，普氏原羚和家畜生活在同一片草场上。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“畜草双承包”政策，围栏作为草地管理的重要手段被引入，用来明晰和界定草场产权，帮助牧民更细致地管理草场。比如，将最好的草场围起来作为家畜冬季的产羔场。结果是，对于普氏原羚来说目前已经不存在“没有围栏”的草地。它们生活在围栏隔成的网格里，区别只是网格的大小，或者说围栏密度的铁丝围栏高低。 对于普氏原羚来说，围栏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，它们可以跳过或者钻过围栏。然而每一次穿越都有风险，可能被刺丝刮伤，或被铁丝绞死。对个体的影响最终会反映到“种群分布”上，也就是它们在哪里出现、不在哪里出现。一旦动物在原有的某分布区消失，也就是不再出现，我们称为“局部灭绝”，或“区域性灭绝”。回顾普氏原羚的历史，五十年间的大踏步退缩，就是一连串的局部灭绝。 研究发现，围栏密度越高，带刺丝围栏的比例越高，普氏原羚出现的概率就越低。由于围栏的阻挠，普氏原羚难以利用优质的草地，这种影响铁丝围栏